1973年11月的一个深夜，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里灯光刚熄上海股指配资，营长李和平却提笔写下一封家信。纸上寥寥数字——“请支援五百元，准备结婚，想办得体面些。”信寄往北京西郊，收信人是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。不到十日，回信抵达，铺开一看，短短百余字，却句句带刺：“军人子弟要知艰苦，莫图虚荣，一分钱不批。”落款日期标明：1973年11月20日。
这封“拒款信”后来在李家兄妹间传阅多年，被看作父亲性格的缩影。时间向前推，1962年困难时期，李德生刚调入北京工作，家中却常常三餐无米。为填肚子，他领着孩子们到香山脚下开荒种地。那年冬天，风大雪急，十三岁的李和平因为吃不饱在课堂里晕倒。老师通知家长时，李德生只说一句：“让孩子自己扛。”次日依旧天没亮就把儿子拉到地里刨土，红薯叶混着雪水嚼得满嘴冰渣。严厉到近乎苛刻，可李德生后来向警卫员解释：“干部要先教孩子守纪律，再讲父爱。”
李德生对“特殊化”深恶痛绝，连孩子看场电影都要严格管控。1965年暑假，儿童电影院放映苏联片《非常事件》，上、下两部票价共五毛。李和平在门口循环踱步一个多小时，终究舍不得掏钱，转身去胡同口买了块两毛五的红糖月饼充饥。多年后说起此事，友人惊讶为何不向父亲多要几分，他苦笑：“不敢。”
当年征兵难，许多部队缺员，上级要求干部子女带头入伍。李和平初中毕业即报名参军，连里不少战友都以为这位军长公子提干会很快，事实恰恰相反。兵三年才入党，整整八年没离开班排；国防大学第一期选拔，他的名字曾出现在推荐表上，却被李德生亲手划掉，理由只有一句：“先把基层摸透。”有人打趣：“军长对别人松，对儿子铁。”这种“铁”，让李和平直到三十六岁才穿上校尉肩章，比同期慢了整整一轮。
再把目光推到1979年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正酣。李和平率前指侦察分队深入老山腹地，几度受伤。2月，一个加急电报把他叫到昆明。李德生正在云南视察，父子对坐只是短暂交谈。老将军递过半支煎过的旱烟，道出几句经验：“山地作战，口令不要长，暗号最好用方言。”说罢便让儿子连夜返前线。李和平心里清楚，父亲担心显眼接触引联想到“特别照顾”。
几十年间，李德生始终保持一习惯：办公桌上永远堆满书。书里顶多的是战略、哲学与世界地理，小说极少。警卫员回忆，老首长伏案画简笔地图，边看边记，碰到要紧的章节会低声念出来。李和平成年后才得知，父亲没在银行留存款，却购入两三万册图书，每逢工资发下，必先付书账，再论家用。
再说回那场简陋婚礼。信被拒后，李和平并未再伸手。北京的祖母心疼孩子，自作主张在崇文门老宅摆了仅一桌，碗筷七副，多的一副给赶来恭贺的老战友。新娘尤兢到场时，只见一对大红蜡烛、一瓶北冰洋汽水、一壶花生米。婚后两口子搬回安徽“三区交界”的营部坑道，房顶常滴水，行李只有母亲寄来的两床棉被。有人打趣：“堂堂上将公子成了连队‘最穷人’。”李和平轻描淡写：“够睡就成。”
严格归严格，李德生在工作中却对战士关怀入微。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期间，他跑遍东北边陲近百个连队，亲笔批示解决官兵家属迁户、子女上学、旱厕改造等枝节问题。一次，他到吉林某侦察连暗访，发现连部电话坏了一周仍未修，立刻把后勤部门负责人叫来，当场训斥：“兵不怕苦，但怕没人管。”
1999年5月北约导弹落入南联盟中国使馆，82岁高龄的李德生正在医院做复查。护士拿来广播，听到消息的刹那，老人猛地坐起，声音嘶哑却有力：“美帝算什么，上甘岭他们不也败了！”陪护医生才知道，这位白发老人正是当年负责上甘岭总体指挥的“隐身将军”。而对于自家子女，他从不谈当年的功劳。志愿军拍摄纪录片时，编导到家里找资料，李和平掀翻数柜纸片，愣是没看到一张父亲的自我表功便签。
对于外界评价“克己”或“固执”，李和平曾有一段总结：“父亲行事有两条线，一条是党和军队的纪律，哪怕半步不差；另一条是自身要求，凡能自省，绝不自夸。”有人问他是否为儿时“受穷”耿耿于怀，他答得平静：“若当年真要到那五百元，今日未必有勇气站在部队里。”这一句，像极了李德生的行事风骨——用最朴素的方式，为子女挡住虚荣与侥幸的门槛，同时也为后来人留下清晰可鉴的尺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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